十四年前的那个雨夜，少年李沐风举刀自卫的身影，本应是法治精神的光辉注脚。然而当判决书落下”防卫过当”四个字时，这个本应成为普法典范的案例，却成了吞噬一个天才少年人生的黑洞。十四年后，相似的场景在段鸿山身上重演，云端视频成为关键证据，法庭宣判无罪——这种戏剧性的对比不是编剧的刻意安排，而是对现实司法困境最尖锐的讽刺。当李沐风最终选择自首完成玻璃展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角色的悲剧结局，更是整个社会对”正当防卫”这一法律概念认知扭曲的缩影。

李沐风的悲剧始于一个荒诞的逻辑悖论：司法系统为了”警示社会”而牺牲个案正义。段鸿山法官当年那句”要提醒大家面对伤害别反抗”的判词，暴露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倾向——将个案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，而非实现个案正义的契机。这种思维将法律异化为冰冷的计算器，用一个人的前途换取所谓”社会效果”，却忽视了每个判决都在塑造社会对正义的认知。当李沐风出狱后，人们只记得”杀人犯”的标签而遗忘”防卫过当”的法律定性时，司法系统已经失去了最珍贵的公信力资本。

十四年的时光流转中，李沐风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。从政法大学的保送生到玻璃厂的普通工人，从见义勇为的少年到背负命案的”杀人犯”，这种身份的断裂不是个人选择的失败，而是司法缺陷导致的社会性死亡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他在狱中得知梅筝为他奔走却无果时，那种被系统抛弃的绝望感。当一个人发现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被错误定罪的命运时，黑化便成了最”理性”的选择。编剧没有简单地将李沐风塑造成纯粹的受害者或可恨的反派，而是展现了一个人在系统性不公下的心理嬗变过程——这种复杂性恰恰是角色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

段鸿山在结局时的说教堪称全剧最刺眼的败笔。这位曾经以”警示社会”为由牺牲李沐风的法官，十四年后却用云端视频轻松为自己脱罪，并理直气壮地宣称”可以提醒大家面对伤害要反抗”。这种前后矛盾的司法态度，暴露了某些法律从业者将法律视为橡皮泥的实质——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塑造。更讽刺的是，他向李沐风炫耀自己判决后的犯罪率下降成果，这种将人命作为政绩展示的行为，已经超越了专业傲慢，成为赤裸裸的道德亵渎。段鸿山形象的塑造成功之处在于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派，而是一个被体制异化的”好人”，这种复杂性让观众在愤怒之余更多了一份思考。

《正当防卫》的结局之所以引发强烈争议，在于它打破了观众对司法剧的传统期待。我们习惯看到好人沉冤得雪、坏人绳之以法的圆满结局，但现实往往比戏剧更为残酷。编剧选择让李沐风自首而非强行改判，这种”反套路”处理恰恰是对司法现实最诚实的呈现。当玻璃展上鲁伯特之泪在压力下完美碎裂时，这个意象成为李沐风人生的绝妙隐喻——外表坚硬内心脆弱，承受不住系统压力的最终破碎。这种开放性结局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地提出了问题：当法律成为祭坛，谁来为被牺牲者献上玫瑰？

从《以法之名》万海的认命结局到《正当防卫》李沐风的祭天结局，当代司法剧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叙事转向。它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善恶对立，而是直面司法系统中的灰色地带和制度性缺陷。这种创作倾向或许会让部分观众感到不适，但正是这种不适感促使我们思考：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，究竟应该如何平衡个案正义与社会效果？当李沐风们被迫成为司法完善的代价时，我们是否欠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和彻底的制度反思？

玻璃展的最后一件展品是破碎后又重新粘合的鲁伯特之泪，这个细节暗示了创作者对司法改革的微妙态度——承认伤害已经造成，但依然相信修复的可能。当观众为李沐风的命运唏嘘不已时，或许我们更应该追问：在现实中，我们能否建立一种司法机制，让下一个李沐风不必成为制度的祭品？答案不在电视剧的结局里，而在每个关注这个故事的人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