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正当防卫》的落幕像一面破碎的镜子，折射出当代司法悬疑剧创作的困境与野心。这部以”正当防卫”法律条款为叙事核心的剧集，在15集的篇幅里构建了一个精巧却略显失衡的叙事迷宫。当大结局揭晓李沐风才是幕后做局者时，观众恍然大悟却又难免失落——这个看似合理的反转背后，是创作者在戏剧张力与现实逻辑间摇摆不定的痕迹。

一、法律与人性的双重迷宫

剧集开篇便以检察官段鸿山自首的戏剧性场面抓住观众眼球，这个”正义化身突然沦为嫌疑人”的反转确实惊艳。三起案件如同俄罗斯套娃般层层嵌套，每一起都牵扯出”正当防卫”这一法律概念的不同面向。江婷反抗家暴的反杀、李沐风当年的见义勇为、段鸿山如今的被控谋杀，构成了对法律条文多维度的探讨。这种叙事结构本身具有创新性，它将静态的法律条款转化为动态的人性考验场。

然而随着剧情推进，这种精妙的架构逐渐显露出裂痕。当所有线索最终指向李沐风时，观众发现这个”复仇者”的形象塑造存在明显断裂。前半段那个饱受冤屈、得到段鸿山帮助的李沐风，与后半段精心策划复仇计划的李沐风之间，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性格演变轨迹。这种人物塑造上的失衡，使得整个复仇动机显得牵强——一个真正遭受不公的人，为何会选择如此迂回且可能误伤无辜的方式”惩罚”当年的审判者？

二、司法神话背后的阴影

《正当防卫》最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对司法系统的复杂呈现。通过段鸿山这个角色，剧集试图展现司法工作者的两难困境：严格依法判案可能造成实质不公，而过度考虑情理又可能破坏法律权威。当年判处李沐风防卫过当的判决，放在当下语境中确实值得商榷，但剧中没有深入探讨司法系统内部的纠错机制，而是选择让个人承担所有历史代价。

这种处理折射出国产司法题材创作的普遍困境——如何在维护司法权威的同时展现其人性温度？剧中通过方灵渊这个角色提供了某种答案：他既是被段鸿山鼓舞的受害者后代，又是秉持专业精神的新一代检察官。这种角色设定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妥协，既满足了观众对”青出于蓝”的情感期待，又维护了司法系统的正面形象。但这种过于圆满的解决方案，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剧情本可以达到的批判深度。

三、情感纠葛的过度补偿

当法律与人性的主线逐渐模糊后，剧集开始过度依赖情感纠葛来维持叙事张力。李沐风与梅筝的爱情线、江婷对过往罪行的忏悔、段鸿山与女儿的父女情，这些情感元素本可以成为法律探讨的有力补充，但在实际呈现中却常常越俎代庖。特别是李沐风为保护梅筝而主动引导张源发现周德龙的安排，这种”用犯罪阻止犯罪”的逻辑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成立，却在剧中被赋予了某种悲壮的正当性。

更值得商榷的是周德龙角色的塑造。这个本应纯粹的反派人物，因为与李沐风建立的”类父子”情感而变得暧昧不清。他临终前对李沐风的认同与托付，消解了他作为受害者的合理性，使得整个复仇计划的基础变得摇摇欲坠。这种人物关系的强行扭转，反映出创作者在维持戏剧张力与保持逻辑自洽间的挣扎。

四、玻璃工艺的隐喻困境

李沐风的玻璃工艺师身份是剧集最具创意的设定之一，这个职业既为他提供了实施复仇的技术手段(如窃听装置)，又成为表达情感的媒介(如玻璃工艺品)。但这一精妙设定最终沦为情节推进的工具，缺乏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。玻璃的透明与脆弱本可以隐喻司法系统的公开性与脆弱性，或是人性真相的难以捉摸，但剧中更多只是将其作为功能性道具使用。

这种对细节设定的浅尝辄止，正是《正当防卫》整体创作困境的缩影。剧集在开场展现了不凡的叙事野心，试图探讨司法正义的边界、复仇与宽恕的辩证关系、创伤代际传递等深刻命题。但随着剧情发展，这些宏大主题逐渐让位于更通俗的悬疑元素和情感戏码，最终呈现出一部开头惊艳却后劲不足的作品。

《正当防卫》的创作困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产悬疑剧的集体焦虑——如何在商业性与艺术性、戏剧张力与现实逻辑间找到平衡点？当所有谜题揭开后，观众期待的不仅是一个聪明的诡计，更是一次对人性与制度的深刻叩问。这部剧集至少勇敢地提出了问题，尽管答案并不完美，但这种尝试本身已经值得肯定。在”正当防卫”这个法律概念日益受到公众关注的当下，这样的创作探索无疑具有其现实意义。